陈廷敬的弟弟在武安当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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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很多人都到过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那里有著名的五A级景区――皇城相府。这相府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是清代康熙皇帝的股肱之臣，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的故居。陈廷敬（1639―1712），字子端，号午亭，是康熙盛世的主要推手，入仕五十年，官运亨通，生荣死哀。康熙送给陈廷敬八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那这陈廷敬以及皇城相府和武安有什么关系那？
        康熙28年至康熙51年，武安连续三位知县深得民心，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第一位叫陈灏，居心慈惠，敷政和平，不遗余力地编纂武安县志。第二位叫陈廷愫，字素心，有才干，公正廉明，捐粥赈饥，重视教育。第三位叫黄之孝，明敏有为，兴举废坠，修外城，建育婴堂，重修《武安县志》。23个春秋，一晃而过，但三位清官的政绩却被历代县志记载，标榜史册。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下面主要介绍一下陈廷愫。
        康熙37年（1698），从距武安500里之遥的山西泽州（晋城）阳城县走出一位岁贡出身的官员，风尘仆仆地到武安任职。他就是陈廷愫――康熙皇帝的近臣、重臣陈廷敬的四弟。陈廷愫秉承祖上扶弱济贫的家风，又受哥哥陈廷敬为人处世的影响，为官清廉，勤政务实，政绩斐然，在武安一干就是6年，被当地百姓誉为“陈青天”。百姓为纪念这位好官，为他建了生祠。在武安历史上，百姓自发为活着的离任县官建祠堂，陈廷愫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关于陈廷愫的资料，武安《康熙县志》、《乾隆县志》、《民国县志》均有记载。可笔者翻阅1990版《阳城县志》，对陈廷愫并没有记载，书中只有“进士表”，因陈廷愫只是岁贡出身，所以没有记载也是情有可原。
        康熙42年（1703）冬，陈廷愫写信给在京做高官的大哥陈廷敬，让其为自己在京城另谋一官半职。此时的陈廷敬刚刚任文渊阁大学士（宰相）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陈廷敬一生清廉，严于律已、不循私情，颇受康熙信任。在其担任吏部尚书时曾告诫家人，有送礼贿赂谋私者，不许进入。当他看完弟弟的来信后，略加思索，给弟弟写了封家书，内容是白居易的《池上篇》，劝弟弟廉洁自律，知足常乐，不要跑官，以免玷污自己的名声。至今在皇城相府内还保留着陈廷敬写给陈廷愫的这封家书。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风神飘然。安分止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鱼在沼，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终老其间。落款：素心吾弟，兄廷敬书。署“石雪鉴藏”、“岁寒堂诗画印”两方藏章。通篇没有写拒绝弟弟的一个字，但委婉地表达了他希望弟弟回乡的心声。意思是说咱家不愁吃不愁喝，就不要当官了，家业需要你去管理，年迈的父母需要你去照顾。官场险恶，尔虞我诈，不如归隐田园，欣赏自然风光，对酒当歌，以诗书为伴，以鸡犬为友，自由自在，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陈廷敬不仅没有让其弟高就，反而劝说他辞官回家。陈廷愫并没有恼火，而是非常愉快地听了哥哥的话，返回故里，赡养父母，以终天年。难怪在《陈公生祠碑记》中这样记述：“乃癸未（1703）冬杪，公忽引疾投簪。”也就是说，那年冬末，陈廷愫忽然称病辞官。其中原因，当时百姓不解，写这篇文章的继任知县黄之孝也不解。陈家有一处梯田，二世祖陈林在这里植数株梅花，取名“梅庄”。　　某年春天，陈廷愫从武安回家探亲，发现梅庄因无人修理，多数梅花干枯死掉。于是，陈廷愫想移栽几十株杏树，可时令已过，很难移栽。但陈廷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居然将几十株杏树全部栽活了，还开了一些杏花，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陈廷愫从武安辞官回乡后，继续扩大梅庄的规模，种满桃树、梨树、柿树，并移来迎春花、月季、牡丹、菊花等花卉。又在园里开挖鱼池，引来樊河水注入，放入鱼儿，把这山村小园变成了“世外桃源”。每年三月，梅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桃红杏白，蜂飞蝶舞，使梅庄灿烂无比，吸引了众人游玩观光。从此“梅庄杏花”在皇城相府成了著名景观。
        康熙版《武安县志》对陈廷愫的记述是：“山西泽州人，由岁贡康熙三十七年任。居官有干局，存心仁厚，敷政公明。值岁歉，捐粥赈饥，活人无算。尤加意学校，捐修文庙，重建大堂，士民感戴，建生祠以祝。”清末知县钱祥保在《武安风土记》中也对陈廷愫有评价：“陈公廷愫，明于听断。歉岁账荒，全活无算。尤重文化，加意学校。士民德之，立祠为报。”其他版本的《武安县志》对他的评价大同小异，不再列举。总结其人：心地善良、有才干、明断案。救灾民、建学校、修大堂、修文庙。《武安县志》中有关陈廷愫的资料有：他本人写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为《重修文庙碑》，第二篇为《重修县署大堂碑记》，第三篇为《敕封文林郎湖广武昌府崇阳县知县丁酉举人乡饮大宾仙滋李公墓志铭》。还有一篇是他的继任知县黄之孝为他写的《陈公生祠碑记》。
        武安文庙。陈廷愫到武安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大饥荒，粮食歉收，本地百姓纷纷出走，四处逃荒要饭，他只好施粥救人，历时四个月。县志记载：“三十七年戊寅岁大歉，饥民土著流寓者踵背相接，知县陈廷愫捐粟赈粥，日给千人，凡四阅月，民赖以安。”真是个宅心仁厚的好官，百姓称颂之。第二年（1699），又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文庙，上年祭祀孔子时，看到殿宇颓废，丹壁剥落，就想重修，可那时百姓刚刚度过大灾，物力为艰，只好挪到下年正月动工。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号召阖邑绅士捐款。到九月竣工，栋宇重辉，棂星增彩，顿还旧观。另一件事是重修衙署大堂。大堂乃朝廷所建，庄严肃穆，也是勤政爱民，发号施令的办公场所。不知何时开始坍塌，栋宇颓败。于是，在1699年的夏天，他号召缙绅父老捐资鼎新之，逾月功成。陈廷愫对武安百姓对自己的支持非常感动，下决心干出一番事业，绝不能辜负武安百姓对自己的信任，不能辜负修这大堂的初心。看来陈廷愫是一位不忘初心，想干事，能干事的好知县。而且他总是是默默无闻地做事，从不夸耀、显摆自己的实政。
        古代县令集行政、司法、军事、监察等权力于一身。除了上面这些大事外，他还重视教育，大力办学，让贫苦家庭的孩子也能上学。他杜绝私征赋税，并节约开支，从不贪占国家一文钱，他以廉洁赢得了武安百姓的拥护。他给流离失所的百姓耕牛和种子，给他们粮食和衣服，让他们安心劳作，避免冻饿之苦，处处以百姓的冷暖为出发点，他以恩惠赢得了武安百姓的爱戴。再说诉讼，他很会断案，先是劝和，次则剖分之，遇到顽梗不化者才不得已鞭笞之，他以公平和宽恕赢得了武安百姓的称赞。六年中，武安百姓就像襁褓中的婴儿，深受慈母的恩惠。
         1703年冬，陈廷愫突然辞官归田，东山高卧，回老家享受田园生活了。此时，武安百姓才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临走，缙绅耆民争相挽留他，让他再干几年。可他还是离开了奋斗六载的武安。百姓们感到无以报答陈知县的恩情，只好择城隅胜地，敛钱聚金，为陈廷愫建一座生祠，以祠祀公。
        1704年春，知县黄之孝到任。他先到施工现场看了看，此时尚未完工，栋宇弘敞，工费浩繁。前任陈廷愫的所作所为，给黄之孝莫大的压力，如果自己干不好，干得不如陈廷愫，武安百姓怎么看自己，会不会留下骂名呢？数月后，生祠建成，诸位董事让黄之孝写碑文，于是他饱含敬仰之情，写了这篇流传后世的《陈公生祠碑记》。文中对陈廷愫大加赞誉，说他学问高深，满腹经纶，有治国之才。并把陈廷愫比作庞士元、范冉、召信臣、于定国等历史名人。

        实事证明，黄之孝以陈廷愫为榜样，在武安做官8年，为武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武安有个地方还被称为“黄公闸”。

到康熙46年（1707），武安长远里有位举人，名叫李特生，字仙滋，做过武昌府崇阳县的知县，有政绩，辞官回乡后，两举乡饮大宾，79岁去世。此时，陈廷愫早已不在武安为官，李特生的儿子李紫昌专门跑到泽州（晋城）阳城县陈廷愫的家里，让他为其父写一篇墓志铭。如此，在乾隆版《武安县志》中，才有了那篇《敕封文林郎湖广武昌府崇阳县知县丁酉举人乡饮大宾仙滋李公墓志铭》的文章。

        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做官。陈廷愫恰恰相反，他是朝中有人不让做官。他是“居官无赫赫名，去后令人常相思”。他并没有依靠哥哥的权势在地方欺压百姓，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民分忧，为民解困，为民请命。人们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陈廷愫既是能吏，也是廉吏。
        纵观历史，大凡名垂青史、受人景仰的为官者，都有为百姓谋利益的情怀，都以“廉”为先。而那些万人唾骂，为人不耻的以权谋私者，莫不是自私自利，与“贪”为伴。陈廷愫的故事或许让我们有所感触，为什么老百姓会主动给他建生祠呢？请大家记住这句话：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者，人民永远纪念他！